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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深处钩沉和思考中印关系 尹锡南
编辑:管理员 来源: 发布时间:2011-06-10 阅读:2415
 

在历史深处钩沉和思考中印关系*

——简评玛妲玉《在华印度人:18401949

                                                                                            尹锡南             

 

摘要:印度学者玛妲玉的《在华印度人:18401949》是当前中印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对近代时期印度来华人士主要分为三大群体进行研究,并对这三类在华印度人的复杂命运及其对中印关系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不仅是中印关系史领域的创新研究,也是当前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极好参照。

关键词:玛妲玉;在华印度人;中印关系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为中印两国的近现代发展时期。这是东方民族处于西方列强殖民压迫下的特殊时期。被殖民的历史语境给这段百年中印关系史打上了特殊的烙印。二十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近现代殖民语境下中印关系的断代史考察。例如,林承节教授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1993年版)、《殖民主义史:南亚卷》(1999年版)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2004年版)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在中印学界开系统综合研究殖民时期中印关系史的先河,但其笔触多涉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泰戈尔、甘地和尼赫鲁等中印政治和文化精英间的友好往来,也部分地涉及两国普通民众或媒体之间的友好互动。相对而言,该书对于近现代百年来在华印度人的考察并未全面展开,这给中印学界留下了足够的探索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生于印度外交世家汉学家(如其外祖父K.P.S.梅侬曾经担任印度临时政府驻中华民国总代理一职、其表哥亦曾担任印度外交秘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印关系史专家玛妲玉(Madhavi Thampi)的相关研究格外引人注目。

1999年,时为德里大学中日研究系(现为东亚研究系)教师的玛妲玉在《中国述评》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期在华的印度士兵、警察和卫兵》,开始对在华印度人群体进行系统的研究。[1]在此基础上,玛妲玉还出版了《在华印度人:18001949》一书,探讨殖民主义时期在华印度人所作所为及其复杂命运,也探讨他们在中印近现代关系史中的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印关系的深远影响。该书是玛妲玉在自己获得德里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2005年,她主编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印度与中国》在新德里出版。此后,她与其他学者一道,开始关注别具新意的项目即《中国与孟买的成型》(China in the Making of Bombay)的研究,该项目研究成果已经成书。迄今为止,就近现代中印关系史研究而言,玛妲玉以其视角独特的钩沉和思考走在了中印学界的前列。此处对她的代表作《在华印度人》进行简要评述。

由印度历史学家古哈(Ran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i)与文学批评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开创的庶民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是当代印度历史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庶民学派是第一个对西方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三世界思想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既有的学术版图。” [2](1)庶民学派的研究方法不仅影响了南亚历史研究,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政治学及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历史学者,玛妲玉从在华印度人社群入手进行研究,着力开掘正史书写(official historography)中难见其面的下层普通民众的历史维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印度庶民学派的研究路数。

《在华印度人》一书主体分为九个部分:“引言”、“早期来华的印度人”、“现代时期的印度移民”、“十八到二十世纪在华东的印度商人和企业家”、“中国西部的印度人”、“在华的印度士兵、警察和卫兵”、“在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离开中国”和“结语”。该书的两个附录分别介绍了在华印度人人口数目的增减及在华印度士兵的具体部署情况。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度来华者主要聚集在新疆、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亦即中国的西部、东部和南方地区,他们有的在中国西部和东部从事商业贸易,一部分印度人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担任士兵、警察和卫兵,充当替英国殖民者卖力卖命的雇佣兵。因此,在该书中,玛妲玉对印度来华者主要分为三大群体进行研究,并对这三类在华印度人的复杂命运及其对中印关系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玛妲玉的研究没有涉及殖民主义时期在西藏地区活动的印度人。当然,这也许构成了另外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 

玛妲玉自述,她研究在华印度人社群的目的在于,在历史的潜流中探索近现代中印关系曲折发展的真相及其诱因。她说:“该书研究的动机是来自对普遍流行的中印关系史的不满:它把中印之间以佛教为基础的和平关系的‘黄金时代’到近来以冲突和战争的黑暗时期表述为不可思议的跌落。这一说法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许多无解的问题,而中印在殖民主义时期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似乎格外成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的一个盲点。对于这一时期印度人在华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显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想,深入研究这一群体及其在华的生活体验可以有助于揭示中关系中某些神秘但却重要的方面。”[3](221)

玛妲玉主动规避中印学界考察殖民主义时期中印交流的一般趋势,主要从不为史家重视的普通民众视角进入,另避蹊径地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本身难度极大且具有一定的风险系数。说其难度之大,是因为,研究殖民时期在华印度人社群需要多方搜求资料。说起具有风险,也是因为相关文献不易收集的缘故。在华印度人的历史活动不为一般的史料所记载,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学术热情和睿智,投入到一手和二手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中。玛妲玉在这方面的前期工作是理想的。就一手资料而言,她除了在新德里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等处搜集资料外,还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搜集缩微影音资料,并大量参考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版的权威历史文献如《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资料丛刊》、香港人口普查报告及上海外国人租界理事会年鉴等。就二手资料而言,玛妲玉参考或采纳了中印学界乃至部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林承节、刘欣如、金克木、师觉月、K.P.S.梅侬、谭中等学者的成果,还包括广州中山大学博士生郭德焱于20015月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与该论文同名的著作2005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巴斯商人”即来自印度的祆教徒商人(祆教亦称拜火教)。由此可见,玛妲玉的前期资料积累是相当丰富的。这是其著作具有非常可信的历史真实的文献基础,也反映出作者具备历史学者最基本且最为宝贵的学术品质。这与某些只热衷于采用英文资料而无力或忽视参考借鉴中文资料的汉学家相比,其优势自然明显。

玛妲玉不仅竭泽而渔地多方搜寻研究资料,还以严谨的史家眼光对待史料和书写史实。她在书中直面历史真实即印度士兵参与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剿灭义和团运动及其他由多次外国势力组织的侵华战争,也涉及部分印度士兵翻然醒悟后的对华友好行为,同时还关注印度人在华组织的各次反英斗争。不仅如此,玛妲玉还尽力还原历史真相,在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中考察在华印度人的命运及其与中国的复杂关联。她认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印度人迁移来华,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方面,这种殖民扩张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印两国。” [3](18-19)这就是说,尽管当初是为追求某种经济利益而来到中国,但印度商人与士兵却在无意中与英国殖民者的殖民利益联系在一起。以在新疆的印度商人为例。由于此处的中印贸易通道有三条,印度人在此处比之在中国东部进行贸易更为安全。玛妲玉注意到,由于当时的英国和俄国存在关于这一地区殖民利益的争夺,使得印度商人在新疆的贸易活动或商业行为不知不觉地与殖民主义产生了联系。英属印度当局为了与俄国抗衡,千方百计鼓励印度商人来到新疆进行商业贸易,以充当削弱俄国在新疆贸易优势的工具,并借以图谋自己在新疆的殖民利益。在印度商人与新疆的地方政府或当地人发生争执时,英国人出面加以保护,并最终强迫中国方面在1903年承认印度商人在新疆享有与俄国商人同等的贸易权益。确实有许多印度商人寻求在新疆的英国殖民者的保护,但这一行为对他们自身而言确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会招来当地人的仇视,从而影响自己的对华贸易。英国殖民者在中印贸易中的强行介入,一方面客观上照顾了印度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也损害了中印人民借贸易往来促进彼此交流的美好愿望。从中、印、俄、英四方在新疆的贸易角逐来看,中印两方均为俄、英两大殖民强国的牺牲品。玛妲玉对于在新疆的印度商人兴衰沉浮的历史考察,意在揭示殖民主义对于中印人民友好往来的巨大障碍。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殖民者招募印度士兵来华镇压中国反帝斗争也可作如是解。在华印度士兵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军事牺牲品。

玛妲玉揭示殖民主义损害和阻碍中印友好往来的例子也包括关于鲍斯等人联日反英和中国人联英反日的记录。由于部分在华印度人参与了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领导的印度国民军的联日反英斗争,他们在二战结束时遭到了中国当局与英国人的逮捕或审讯。玛妲玉颇有深意地记录了一位被捕的印度国民军战士与审讯他的中国将军的对话:“问:‘知道你为何被捕吗?’答:‘我们抗击英国。’问:‘你们与中国作战吗?’答:‘鲍斯告诉我们不能这么做。’问:‘但你们与我们的敌人同流合污。’答:‘是的,这就是悲剧所在。我们和你们的敌人合作,而你们却与我们的敌人联合。但是,我们双方都没有为他们而战,难道不是这样吗?’”[3](208-209)中国将军最终会意一笑,释放了这位印度军人。重新打量这段不幸错位的历史悲剧,并补上这段罕为人知的中印军人对话,显示了玛妲玉对如何治疗殖民主义给中印关系遗留下的无数伤口的独特看法。

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玛妲玉不仅探究了殖民主义对于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探索了在华印度人与中国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地抗击殖民者的积极一面。为此,她在“在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一章中,对在华印度人在中国从事的正义事业进行追踪,并对他们与中国反帝反殖斗争的紧密联系进行记录。但从全书整体结构而言,玛妲玉对于殖民主义如何影响在华印度人的命运、并进而怎样影响中印关系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历史书写与历史的真实并不相悖,并体现了玛妲玉借在华印度人的命运进而关注一个半世纪里中印关系发展中被人忽略的许多方面。 

当代世界处于全球化发展时期,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网络把国家与国家、人与人的距离无限拉近。往昔遥远的国度也不再遥远,神秘的人或思想也不再神秘。在此语境下,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倡导关注的异国形象成为当今世界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跨文化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异国形象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涉及到跨文化表述中话语权力的操作问题。由此,当代国际政治学者既重视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也十分关注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在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考量焦点的前提下,作为跨文化表述的核心,异国形象日渐为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学者所关注。玛妲玉虽然是一位历史学者,但她敏锐地感受到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在其研究课题中的特殊价值。

中国文化眼睛中的印度形象经历了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实际上,在玛妲玉之前,华裔印度学者谭中已开始考察中国人心目中印度形象的变化问题。1985年,他在印度最富盛名的中国研究杂志即《中国述评》(China Report)上发表文章,对广义的中国文学(如《汉书》和《后汉书》等)里涉及印度的记载进行分析。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印度形象从带有佛法魔力的神奇土地变为“孤独无助的亡国奴”或“心甘情愿的殖民奴隶”,是对印度古代文明的辉煌文化面临现代文化挑战败下阵来的“悲哀评语”。[4](62) 2006年,谭中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人心目中印度形象的变迁可以按照心理认识基础分成六个不同的阶段加以探讨,即神异阶段、敬仰阶段、虚无阶段、同情阶段、友好阶段和冷淡阶段。[5](31)

关于自己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旨趣,玛妲玉曾经说过:“我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印中两国遭受殖民统治的苦难年代。千百年来,印度作为佛国‘西天’的形象存在于中国不同阶层,悲剧在于殖民时代印度变成鸦片产地、变成‘亡国奴’的这样一个形象覆盖了历史形象。印度自己被外来民族征服、却提供物力与人力去帮助英国侵略中国与其他国家。虽然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同情印度的遭遇,但他们却把印度当作反面教材,坚决避免中国重蹈印度覆辙。” [6](309)与谭中的学术姿态相似,玛妲玉探索在华印度人历史命运的同时,还重视考察他们如何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或在华印度人形象。她说:“十九世纪,中印关系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形象或印度认知逐渐转型,在华印度人的活动确凿无疑地促成了这一点。” [3](221)她还说:“在华印度人群体的历史遗产之一就是,它的确影响了中国人对印度和印度人形象的认识。” [3](226)例如,在新疆,由于英国殖民者将印度人与新疆人的贸易往来视为殖民渗透的工具,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形象认知问题。使印度人形象变得更加刻板和负面的非印度雇佣兵莫属。中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以刻板的“套话”形式来表现。例如,在上海外国人租界中的印度警察被人叫做“红头苍蝇”,参与镇压中国反帝斗争的印度士兵则被贬称为“黑夷”或“黑鬼”等。玛妲玉还征引徐志摩、叶圣陶(叶绍钧)和M.N.罗易等人作品中对印度士兵或警察的负面描述,对在华印度人被贬斥的情形进行说明。根据徐志摩等人的记载,当时很多城市的中国人都以惧怕、蔑视等复杂心理看待印度士兵和警察。这些印度人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印度士兵纠正了这一印象。玛妲玉说:“在华印度人的民族主义与反帝活动的故事意味深长,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国人眼中被当作顺从帝国主义主子的‘亡国奴’的印度人形象。” [3](226)印度士兵的作为显示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它以彼此互相支援的方式表现出来:印度士兵拒绝向中国人民开枪,中国革命者则把英帝国主义追捕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保护起来。

玛妲玉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她通过翔实的文献考证和细致的研究梳理得出结论,在华印度商人对印度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由他们肇始的中印贸易往来对孟买为代表的印度现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功莫大焉。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中印关系史研究,也有力地支撑了玛妲玉对近现代中印关系曲折发展的理论反思。玛妲玉认为,对大多数印度人而言,认识到孟买的发展成型与中国和在华印度人密切相关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她说:“可以看到,在华印度人对母国最持久的影响也许是孟买的出生与成长……并非巧合的是,这一时期,孟买最富有、最显赫的企业家族差不多都和中印贸易有关……这些‘商业王子’以从对华贸易中积蓄的资金为基础,建立起印度最早的纺织工业,它又是印度自己拥有与开发的现代工业的开端。” [3](228)

玛妲玉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时期一个特殊印度群体的历史命运,还解释了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基础薄弱以致中印关系跌荡起伏的深刻原因。她在思考当代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时说:“对大多数印度人而言,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一个大的邻邦,但却是公众认识里非常遥远的国度。” [3](19)为什么中国形象在当代印度变得如此遥远而模糊呢?玛妲玉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玛妲玉把在华的印度商人称为“印度贸易散居者”(Indian mercantile dispora),并称其对华商业行为为“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3](53)但这些可以促进中印友好的跨文化贸易,却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不得不终止。不仅如此,在华印度人在二战结束后,不得不全部撤离中国大陆。这是中印关系史上的最大悲剧所在。“战争、政治动荡以及滋养在华印度社群的经济空间的萎缩,导致印度人从中国大陆大规模地撤离。” [3](215)他们中的少数人滞留香港,大部分人则选择回到印度。

就新疆地区而言,盛世才统治时期,中印贸易环境恶化,包括在此生活数代的很多印度商人选择回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与印度的贸易通道还存在,但由于不久的边界纠纷和冲突,中印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趋于消失。这一来,新疆地区与印度的联系完全断裂。就华东和华南地区而言,印度人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是1945年以后的事。但早在19379月,因为日本进攻上海,遂有900多印度人撤回加尔各答。此后,随着日本战败,部分印度人被指控和日本人合谋而遭到拘禁。于是,在华印度人感到前景黯淡,害怕遭到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报复,因此,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蜂拥回国。英属印度政府为避免中国内乱殃及印度人,从1945年底开始,帮助在华印度人有组织地大规模从中国大陆撤离。“在印度人散居世界的历史上,这种完全彻底地离开定居国的行为是非常独特的。” [3](21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利于印度人回到中国再度进行贸易,那些曾经扎根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彻底地放弃了希望。因此,上述在华印度人迅速大规模地彻底离开中国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当代中印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基础非常薄弱。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中印关系发展而言,玛妲玉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当代启迪意义。 

 

玛妲玉曾经说过:“我一直认为印度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一方面不了解中国伟大的历史和文明,另一方面也不了解中国在当前诡谲时代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对此我非常忧虑。”[6](308)她还说:“我同时认为,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重新发现历史上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那就有点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使中印两国人民彼此靠拢,而不是像两百年来那样只向西方接近。”[6](311)把她的这些话与《在华印度人》一书厚重的历史感结合起来思考,不难发现,冷冰凝重的历史研究其实蕴含了玛妲玉浓郁的跨文化情谊。这种情谊就是以研究曾经关乎中印近现代关系曲折发展的在华印度社群,表达她对当代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良好祝愿。与中印关系某些时段的曲折发展一样,在华印度人群体的历史命运值得惋惜和同情。这段不幸却又意味深长的中印关系史仿佛一面生动的镜子,可以照见当代中印智者的睿智、良知与无比美好的愿望。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曾经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中国著名梵文学者金克木先生说过:“应当感谢你们中国人,给我们保存了那么多古代文献。除新疆、西藏已发现的以外,一定还有。可惜我们两国现在都没有研究自己文化的好环境,更谈不到互相研究。交通方便了,可是比一千多年前还更隔绝了,知道有宝物也无法见到……什么时候才能沟通呢?”[7](39)其实,玛妲玉的《在华印度人》就是沟通当今中印学界的一本著作。华裔印度学者谭中先生近年来一直倡导国际关系研究的地缘文明新范式,他还与其他中印学者一道,竭诚呼吁在中印学术界掀起跨越“喜马拉雅鸿沟”或“喜马拉雅障碍”的文化运动。玛妲玉的著作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打量,其意义显然不可低估。在该书掀开的一页页历史面前,两国学者可以看见中印关系的昨天和今天,也能想象如何从阴晴不定的今天启航,逐渐抵达灿烂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Madhavi Thampi, “Indian Soldiers, Policemen and Watchmen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hina Report, No.35, Vol.4, 1999.

2】陈义华:《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3Madhavi Thampi, Indians in China: 1800-1949,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2005.

4Tan Chung, “Indian Imag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Survey,” China Report, January-February, 1985

5】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6】谭中主编:《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7】金克木:《天竺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资助(项目编号:SKX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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