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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印度中国研究的脉络和基本特征 尹锡南 陈小萍
编辑:管理员 来源:南亚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3-14 阅读:2511

二十世纪以来印度中国研究的脉络和基本特征

尹锡南、陈小萍 

按照学界对汉学、中国学及中国研究等术语的一般界定,所谓印度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研究,主要包含印度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两大部分。就印度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主要发端于二十世纪初叶。2000年逝世的印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G.迪香卡曾论述过二十世纪以来印度的中国研究。他说:“就印度的中国研究而言,它有两个不同的动因:首先是古代印度佛教与中国的联系。这导致关于佛教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第二个动力应该说来自于中印边界冲突和随后这两个邻居国家间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关系。”[1]泰戈尔1924年访华以后,中印文化交流得以恢复。印度的中国研究也在泰戈尔和谭云山时代开始萌芽,并迅速步入正轨。由于西方中心论影响、中印互动不理想等复杂因素,中国学术界对于印度的中国研究基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印度、促进中国的印度研究显然十分不利。鉴于此,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以来印度中国研究的大致脉络和一些基本特征进行简介。
1
、独立以前印度的汉学研究

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汉学研究的中心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和普纳的费尔古森学院。国际大学的汉学家主要以巴克齐(汉名师觉月)等人为代表,旅印学者谭云山也是主将之一。费尔古森学院的汉学家主要是P.V.巴帕特和戈克雷二人。他们早年在德国或美国学习中文,主要从事梵文、巴利文、汉文和藏文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拉维古拉在新德里设立了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他于1937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和中印关系史。1938年,他写成《<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此后还写成关于中国诗歌和绘画艺术的著作。拉维古拉的汉学研究影响了他的儿子罗凯什·钱德拉,后者也在汉学领域颇有建树。

独立以前,印度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学领域,基本上不涉及中国的现实问题研究。汉学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中国人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和文学等方面的学问。[2]就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而言,它主要围绕中国历史和宗教哲学思想而展开。部分汉学家从历史角度入手,着力挖掘中印文化交流的蛛丝马迹。一些学者对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及各个语种的佛教典籍产生了兴趣,并对之进行比较研究。一部分学者由于语言的限制,依赖英文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进行研究,这影响了他们研究的质量。

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印度汉学研究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它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这与汉学家们在独立以前的卓越建树关系极大。独立以前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进行研究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师觉月等人。师觉月早年曾经到法国跟随著名汉学家列维、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学习中文和中国佛教,打下坚实的中文基础,后回到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佛教。他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的著述包括《印度——中国丛书》、《印度与中国的千年文化关系》(下称《印度与中国》)等。就《印度与中国》这部被当作印度学生教科书的著作而言,的确称得上“近代中印交流史上的标志性著作”。 [3]这本书分八章,具体涉及到中印古代物质交流、人员往来概况、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影响概况、印度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和中印文明的共同点和差异处等重要方面。他通过对佛教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不求助中国如此热心保存给后代的文献,不仅是佛教历史,就连印度文明史的各个方面都不能进行恰当地研究。”[4]他深信:“即使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对印度生活思想的影响痕迹。”[5]

因为自古以来中印宗教哲学之间交流紧密的缘故,很多学者对于中国宗教(主要是中国佛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继而进行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包括师觉月、拉达克里希南、V.V.戈克雷、白乐天(P.V.Pradhan)、P.V.巴帕特、N.C.森等人。由于一些学者依据英文资料进行研究,这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质量。

1947年独立以前,除了拉维古拉等极少数学者外,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印度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漠然原因很多,如部分学者的中文语言功夫不够理想、研究人员很少等。这对独立后印度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2、当代印度的汉学研究

印度独立以后,汉学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蜿蜒的路。这是当代中印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汉学研究就是当代中印关系的一张“晴雨表”。

印度独立以来的六十多年,汉学研究比之独立以前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首先是,以国际大学、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和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等四所大学为核心,先后建立起体制化的中文教育机构。这使汉学研究人才有可能脱颖而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印关系逐步正常化,中印文化交流开始解冻,部分印度学者来华学习汉语或访学,这对提高其汉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印度汉学研究的中心逐渐转向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等处于首都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泰戈尔时代起步的国际大学汉学研究,已经难以在汉学研究领域与上述两所大学的相关学者进行抗衡。另外,以前备受汉学家们关注的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由于各种因素而渐渐淡出学者们的视野,难以成为研究者们的首选。1956年,尼赫鲁决定在德里大学设立佛学系,该系由巴帕特和戈克雷等著名宗教学者领衔,但是这未能挽救汉学界对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的整体下滑趋势。因为研究中国宗教哲学需要扎实的中国古文功底,而具体到研究中国佛教则需要一些梵文、巴利语知识,再加上独立以后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分散了部分学者的精力,因此,印度独立以后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印度学者相对说来少得多。不过,当代印度汉学研究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一段时期内中印关系的逆转,加上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巨大惯性,使汉学研究的传统产生了破裂。这种来自政治层面的消极因素,使得汉学研究的一些方面无法保持独立以前的研究优势,结果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汉学研究发育不良,发展生态严重失衡。

尽管存在上述不利因素,独立以来的汉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例如,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多所建树。印度独立前后一个时期,他们主要围绕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展开研究或论述。随着时间推移,待到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印度学界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开始撰写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中国历史教材或著作,二是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开始渗透到学术研究中来,这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书写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妖魔化痕迹。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谭中和玛妲玉那里,印度学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K.M.潘尼迦、K.P.古普塔H.P.罗易、嘉玛希、谭中、玛妲玉、狄伯杰、S.查克拉巴蒂等学者是当代印度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印关系史的热心者。例如,曾任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的K. M. 潘尼迦于1957年出版《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研究》。他也认为,中印文化往来绝对不是单向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充满活力,延伸了如此漫长的时期,否认中国文明影响印度是荒唐无稽的。”[6]谭中的历史著述范围广阔,具有相当的深度,并时有创见。他先后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中国与美好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和论文集《人鱼海神和龙:十九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此二书被印度各大学采用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教材。

在研究中国宗教哲学为数甚少的学者中,K.S.穆尔提是其中之一。穆尔提曾经数次应邀来华访问,与季羡林、黄心川等中国学者有过接触。穆尔提在1976年出版了涉及中国哲学的著作《远东哲学》(Far Eastern Philosophy)。

如果将中国文学按照学术惯例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话,印度汉学界目前研究现代和当代文学者不断涌现,但由于中国古文艰深,除了谭中、狄伯杰和V.赛特等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印度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退避三舍。不过,也有少数人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英文翻译研究唐代诗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马尼克的鲁迅研究值得一提。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中,邵葆丽和H.阿德拉卡等成绩突出。不过,由于部分学者缺乏中国古文功夫,这自然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热情,其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上。如果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直接进行研究,那么,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将受到影响。只有打破汉学研究的这个“瓶颈”,明确地说,只有突破语言的限制,印度汉学界才能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印度学者在这方面跨出了坚实的步伐。

3、印度中国研究转型及其原因

印度独立以来,虽然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宗教哲学等进行了层次不一或规模不等的研究,但相对于印度学者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如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经济等)而言,研究规模和成果不成比例。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印度学研究界同样存在,但却没有印度的情况那么严重。毕竟,中国古代对印度文化全方位的研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

客观地说,和欧美或日本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相比,印度汉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差距明显。当然,这种状况有其历史成因。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的中国研究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学理基础。用迪香卡的话来说是:“在印度的中国研究迎来自己的时代以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印度从来没有自己的汉学传统……印度中国研究最大的弱点是,印度学者的语言能力很差。”[7]除了印度近代以前缺乏汉学研究的传统和基础外,造成这种不理想现状的重要因素是,印度中国研究在后殖民时期进入影响深远的转型期。独立以后,百废待兴的印度需要尽快地建设经济,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印度需要审时度势,学术触角需要全方位地感受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学术领域的新信息。这样一来,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兴趣被分散到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汉学研究很快被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广阔的中国研究所替代。汉学家的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与此同时,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步入学术领域。汉学研究的空间被压缩,一些中文功底尚可的学者也主动或被动地“收缩战线”,放弃自己研究中国文化的优势,转而向中国现实问题领域靠拢。

关于中国研究转型的时代背景,1986年,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迪香卡(Giri Deshingkar)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在他看来,从1950年代开始,印度对新中国的兴趣基本上被她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国情方面的问题吸引过去。很多人想了解中国,但并非是她文化的一面,而是她现实的一面。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印度很多人、包括印度外交部都认为,印度缺少了解中国现实问题的专家。在这种前提下,德里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系(后来发展为现在的东亚研究系)。关于中国的这一“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采纳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解敌对国而设立的区域研究模式。结果是,中国研究也就缩水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迪香卡坦率地反思道:“‘中国观察’不再是中国研究,因为大家一心思考中国而使作为一大文明的中国消失了……这种‘中国观察’不需要熟悉中国的地理、朝代历史、文学、哲学、艺术、音乐或思想发展。”[8]就迪香卡本人而言,他起初研究中国晚清历史,但时代的要求却使他成为研究中国国防和海军战略方面的专家。

基于上述背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现实问题几乎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普遍首选。以往由汉学家大展身手的舞台,更多的时候却由中国问题专家来表演。冷冰冰的对华“区域研究”代替或覆盖了充满人文关怀并能拉近中印之间心灵距离的汉学研究。印度学者B.坦克哈(Brij Tankha)承认:“1962年与中国的冲突是一个分水岭,它奠定了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基础,并促使政府部门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领域,主要关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9]中印边界冲突和美苏冷战的世界性影响,使得印度的中国研究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印文化交流的规模非常有限,这进一步加剧了当代印度中国研究严重生态失衡的消极一面。

当代印度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发展中形成了几个研究中心。其中,首屈一指的是1964年利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德里大学建立的“中国研究中心”,后来发展为有关中日韩研究的东亚研究系。先后在此进行教学或研究的学者包括V.P.杜特、谭中、黄漪淑、迪香卡、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jea、马诺拉江·莫汉迪、K.P.古普塔、阿莎·萨尔玛、室利马蒂·查克拉巴蒂、马杜·巴拉、玛妲玉、谈玉妮(Ravani Thakur)和余德烁(Yukteshwar Kumar)等人。他们中很多人均涉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尼赫鲁大学是另外一个研究中心,它的中国研究经历过曲折发展。该校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包括东亚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部和隶属于语言文化学院的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先后在此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学者包括阿尔卡·阿恰利亚、斯瓦兰·辛格、G.P.德斯潘德等人,而前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马尼克、狄伯杰、邵葆丽和墨普德(Priyadarshi Mukherjee)等人也在该校。其中,邵葆丽近年来对中印两国女性问题的比较研究颇感兴趣。

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几位中文学者倾向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现实问题关注不多。国际大学中文系的中文学者有的近年来对中国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研究所成立。该所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为印度外交部门充当智库。该所出版的《中国述评》是印度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全面研究中国的杂志。马诺拉江·莫汉迪和曾任印度驻华大使的任嘉德(C.V.Ranganathan)等人曾经效力于此。

新德里的国防战略和分析研究所(IDSA)成立于1960年代。它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的杂志和通讯,主要涉及中国国防和军事方面。斯瓦兰·辛格和斯里甘特等人曾经是该所主要的研究人员。该所也常常组织中国问题研讨会。此外,设在新德里的政策研究所(IPR)、参考政策研究所(IAP)、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PCS)及新德里外的南亚分析组织(SAAG)等的研究都与中国问题相关。[10]

4、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

独立以来,印度围绕中国现实问题进行的中国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从印度独立到1962年前后,第二阶段从六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至今的二十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属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萌芽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涉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第二阶段的三十年为中印关系从历史低谷的冰点到缓慢解冻的时期,出现了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中国研究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诺拉江·莫汉迪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等。这一时期蔚为大观的是围绕中印边界冲突做文章的大量著述,充满了意识形态话语和对中国的敌意和曲解,如H.D.马拉维亚的《北京领导人的背信弃义》和D. K. 巴纳吉的《中印边界争端》等。马拉维亚在书中说:“中国侵略非常亲华的印度是在印度和尼赫鲁的背上插了一刀。”[11]勿容置疑,第二阶段是印度中国问题研究的曲折发展期。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印关系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印度学者有机会来华采风,他们开始理性地反思中印关系,其研究成果呈现出新的面貌。迄今为止的二十年是印度学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最积极、成果也最丰富的二十年。白蜜雅、迪香卡、任嘉德、苏巴拉马尼亚·斯瓦米、室利马蒂·查克拉巴蒂、尼米·库里安以及前述的莫汉迪等人的有关著述代表了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独立以来,印度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颇多建树。他们的研究涉及到中国政治人物及其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中印经济比较,中国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中国崛起及其对印度的战略影响,中印关系,中印合作发展的理想设计,中国与巴基斯坦、与美国、欧洲、日本或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中国国防战略、核战略和外交安全,中国社会问题,中国能源、城市发展、女性问题等方面。此外,由于中印边界纠纷和1962年战争是中印当代关系史上最复杂和重要的事件之一,很多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进行专题研究,或在文章中探讨这一问题。随着中印同时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现象,在比较研究视野中全方位地考察中国现实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印度学者的不二选择。不过,由于很多学者的汉语水平不高或根本不懂汉语,他们只能利用西方关于中国的英文资料进行研究。这些学者中有的受到西方看中国的心态的影响,采纳西方的研究模式,这自然反应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英文著作或论文在印度国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少数学者选择在西方发表研究成果。这里略举两例,对近二十年来印度学者的某些代表性成果及其观点作一简介,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关于中国政治人物及其理论思想,有代表性的是室利马蒂·查克拉巴蒂和白蜜雅等人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萨尔玛等人对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研究。查克拉巴蒂主要围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展开研究。1990年,她出版了《中国与纳萨尔巴里》。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与纳萨尔巴里意识形态之理解》的基础上充实而成。1998年,她出版了新著《毛泽东、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大革命》,探讨了当代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她认为,从各个方面衡量,毛泽东“既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家”。[12]白蜜雅曾经撰文就毛泽东和甘地两位伟人进行比较研究。[13]2001年,白蜜雅还出版了著作《中国、世界与印度》,她对1947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印政治关系曲折发展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莫汉迪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理论已经确定,那就是邓小平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毛泽东思想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定型,而邓小平理论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定型。[14]在迪香卡看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将民主和科学当作二位可以拯救中国的先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江泽民则“相信‘市场先生’和‘高科技先生’(Mr. Market and Mr. High-tech)在当代中国同样有效”。[15]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崛起的战略影响,以尼米·库里安等人的著述为代表。库里安在2001年出版的《崛起的中国与印度的政策选择》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库里安认为,中国崛起提高了西方经济强国在华经济利益,而中国自身也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充满了经济活力,给予外商更多的投资机会。关于未来中国走向问题,她说:“很明显,中国不会满足于充当一个和平的大国,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被动的作用。”[16]她认为,中国与印度存在很多相似与差异点,有合作也有竞争的机会。无论从短期或长期来看,中印合作与中印竞争都会出现,但重要的是,竞争并不必然会妨碍中印之间的合作。关于中国发展发展前景,莫汉迪认为:“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必须迎接新的挑战。中国不会分崩离析,但中国如何面对发展民主意识的挑战,这是属于未来的故事。”[17]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中,中国发展最快。“印度的争论就是围绕全球化而展开。在印度,怀疑的声音比中国或俄罗斯要多得多……中国很显然不是这样。”[18]当然,在中国崛起及其对印战略影响的问题上,也有一些学者表示了担忧,其中不乏“中国威胁论”的影子。历史负担和现实忧虑使部分印度观察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解读出现了偏差,他们有人将中国视为“超级大国”便反映了这一点。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主办《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一期)

 



[1] Giri Deshingkar, Security and Science in China and India(Selected Essays), Delhi: Samskriti, 2005, p.45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96页。

[3] 郁龙余等著:《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6页。

[4]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p.145

[5]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p.197.

[6] K. M. Panikkar, India and China: A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57, p.64.

[7] Giri Deshingkar, Security and Science in China and India(Selected Essays), Delhi: Samskriti, 2005, p.458.

[8] Giri Deshingkar, “Sinology or Area Studies?” China Report, Vol.1, No.25, 1986.

[9] B.坦克哈:“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张燕晖译,《国外社会科学》, 2007年第4期,第76页。

[10] 此处关于印度各地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介绍,参见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558567页。

[11] H.D.Malaviya, Peking Leadership Treachery and Betrayal, Delhi: New Literature, 1979, p.75.

[12] Sreemati Chakrabar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 p.13.

[13]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 “Gandhi and Mao: A Search for Similarities”, in Tan Chung(ed.), Indian Horizons, Delhi: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1994, pp.255-264.

[14] Manoranjan Mohanty, “The New Ideological Banner: Deng Xiaoping Theory,” China Report, Vol.1, No.34, 1998.

[15] Giri Deshingkar, “A Special Look on Jiang Zemin’s Political Report,” China Report, Vol.1, No.34, 1998.

[16] Nimmi Kurian, Emerging China and India’s Policy Options,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1, p.193.

[17] Manoranjan Mohanty, “Forces of 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Response to Mori Kazuko,” China Report, Vol.2, No.38, 2002.

[18] G. P. Deshpande, “Globalisation,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China Report, Vol.2, No.3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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